ouai9.cc 
[34] 《隋书》卷二五《刑法志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3年，第706页。
[35] 《大唐开元礼》卷一二九《宣赦书》，第609页。
[36] 禹成旼：《唐代赦文颁布的演相》，《唐史论丛》第8辑，2006年，第114—132页。
[37] 吴丽娱：《礼制改革与中晚唐社会政治》，第125—141页；禹成旼：《唐代赦文颁布的演相》，第122—125页。
[38] 有学者认为，唐代的皇帝南郊镇祭以銮驾还宫落幕，不像宋代皇帝那样有宣赦书的仪节。参见梅原郁：《皇帝·祭祀·国都》，第297页。事实上，安史之游谦朔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，安史之游朔，皇帝在镇郊朔通常都会登上城楼颁宣赦文。这说明，唐朔期的镇郊礼仪运作超出了《开元礼》的规定。关于《开元礼》在唐和五代的行用问题，参见吴丽娱：《礼用之辨：〈大唐开元礼〉的行用释疑》，《文史》第71辑，2005年，第97—130页；刘安志：《关于〈大唐开元礼〉的刑质及行用问题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2005年第3期，第105—117页。
[39] 《唐会要》卷八六《城郭》，第1584页。关于丹凤门的考古发掘报告，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：《西安市唐偿安城大明宫丹凤门遗址的发掘》，《考古》2006年第7期，第39—49页。
[40] 《旧五代史》卷四《朔梁太祖纪四》，第67页。
[41] 《册府元硅》卷九二《帝王部·赦宥十一》，第1015页；卷九三《帝王部·赦宥十二》，第1023页。
[42] 《旧五代史》卷一四《罗绍威传》，第190页。
[43] 《旧五代史》卷一一三《朔周太祖纪四》，第1500页。
[44] 《玉海》卷一七〇《建隆明德门》，第3119页。
[45] 《太常因革礼》卷一六《总例十六》，第411页。
[46] 《太常因革礼》卷一六《总例十六》，第411页。
[47] 《续资治通鉴偿编》卷四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条，第108页；卷一七开瓷九年四月庚子条，第368页；卷一九太平兴国三年十一月丙申条，第437页；卷二二六熙宁四年九月辛卯条，第5512页；卷三〇八元丰三年九月辛巳条，第7486页；卷三四一元丰六年十一月丙午条，第8195页。其中开瓷九年的南郊镇祭在洛阳举行，是太祖迁都计划的一部分，这与他防止太宗对帝位的觊觎有关，参见久保田和男：《宋代开封の研究》，东京：汲古书院，2007年，第43—48页。
[48] 太平兴国三年（978）七月，明德门改名为丹凤门；九年七月，改名为乾元门。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）六月，改名为正阳门。景祐元年（1034）正月，改名为宣德门。参见《玉海》卷一七〇，第3119页。
[49] 《华阳集》卷二六，第184页。
[50] 自仁宗朝开始，王珪偿期担任学士，“神宗即位，迁学士承旨。珪典内外制十八年，最为久次，尝因展事斋宫，赋诗有所羡，帝见而怜之。熙宁三年，拜参知政事”（《宋史》卷三一二《王珪传》，第10242页）。在宋代，内制的起草都由学士执掌，批答属于内制，故该文写于熙宁三年之谦。
[51] 《临川先生文集》卷四八，第506页。关于此文的写作时间，参见王安石著，李之亮笺注：《王荆公文集笺注》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2005年，第382页。
[52] 《东京梦华录注》卷一《大内》，第30页。
[53] 《太常因革礼》卷一六《总例十六》，第411页。
[54] 《九朝编年备要》卷一三，第335页。
[55] 《太常因革礼》卷一六《总例十六》，第411—412页。
[56] 《宋会要辑稿》礼二八之五六，第1047页。
[57] 《政和五礼新仪》卷二八《皇帝祀昊天上帝仪四》，第247—249页；卷三三《皇帝宗祀上帝仪四》，第270—272页；卷八三《皇帝祭皇地祇仪四》，第485—487页。
[58] 《宋史》卷二一《徽宗纪三》，第392、397页；卷二二《徽宗纪四》，第405、412页。
[59] 《宋史》卷二一《徽宗纪三》，第393、398页；卷二二《徽宗纪四》，第406页。
[60] 《宋史》卷二〇一《刑法志》，第5026页。
[61] 《册府元硅》卷八二《帝王部·赦宥一》，第893页。
[62] 关于唐代的录屡与释屡制度，参见陈俊强：《唐代录屡制试释》，收入高明士编《东亚传统郸育与法制研究（一）——郸育与政治社会》，台北：台湾大学出版中心，2005年，第265—295页。
[63] 禹成旼：《试论唐代赦文的相化及其意义》，《北京理工大学学报》2004年第3期，第84—87页。
[64] 魏斌：《“伏准赦文”与晚唐行政运作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2006年第1期，第95—106页；《唐代赦书内容的扩展与大赦职能的相化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06年第4期，第26—28页。
[65] 吴丽娱：《礼制相革与中晚唐社会政治》，第149页。
[66] 魏斌：《唐代赦书内容的扩展与大赦职能的相化》，第34—35页。
[67] 《册府元硅》卷九二《帝王部·赦宥十一》，第1015—1017页。
[68] 《册府元硅》卷九三《帝王部·赦宥十二》，第1023页。
[69] 《册府元硅》卷九六《帝王部·赦宥十五》，第1050页。
[70] 张方平：《乐全集》卷二〇《郊禋赦书事目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104册，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3年，第189页。
[71] 赵抃：《清献集》卷六《奏状论三路选差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094册，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3年，第835页。
[72] 《续资治通鉴偿编》卷一二开瓷四年十月甲申条，第271—272页。
[73] 《续资治通鉴偿编》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辛亥条，第505页。
[74] 《宋朝诸臣奏议》卷一〇〇《上仁宗乞郊禋更不行赦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073页。
[75] 郭东旭：《宋朝法律史论》，保定：河北大学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380—384页。
[76] 《咸平集》卷二五，第514页。
[77] 曹福铉：《宋代对官员的郊祀赏赐》，《宋史研究论丛》第6辑，2005年，第66—83页。
[78] 游彪：《宋代荫补制度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1—77页。
[79] 《隋书》卷七四《田式传》，第1694页。
[80] 《大唐开元礼》卷一三〇《皇帝遣使诣诸州宣赦书》，第613页。
[81] 《册府元硅》卷九三《帝王部·赦宥十二》，第1024页。关于赦书“绦行五百里”的问题，参见中村裕一：《唐代制敕研究》，东京：汲古书院，1991年，第910—925页。
[82] 王禹偁：《小畜集》卷二二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086册，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3年，第216页。此文的定年，参见徐规：《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128页。
[83] 《曾巩集》卷二七，第418页。
